作者：陈喜和

母亲于一九二八年出生在一个叫阴坑的山坳里，后迁古野塘山坳，少年时代都是过着单门独户的山里人生活。十七岁时嫁给我二十一岁的父亲。那时，爷爷是家里的绝对权威，母亲小心翼翼地做了二十年的小媳妇，以致一生基本上都是坐在楼梯板上吃饭，很少上桌，开始的时候是不敢，也不允许，以后是习惯了。母亲虽出身山里，但几乎不上山下田干农活，甚至很少到菜园采摘瓜菜。大跃进时期要求人人干农活，否则食堂就不给饭吃，可全村我母亲是例外。母亲虽没有念过书，但有胆有识，操持有方。别的不说，单就含辛茹苦一手抚养六个子女长大成人，便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。除此以外，她缝补浆洗、纺织绣纳、蒸煮烹煎、腌酱腊酿、晒晾簸扬、饲喂牧养样样精通。是全家的顶梁柱，是继爷爷之后家中的权威。大到建房造屋、后辈嫁娶；小到油盐酱醋、鞋头袜脚，均由她谋划操持。一切农具家具、衣物食粮、种子肥料等均由她收藏发放。即便是她外行的农事，我们也会征询她的意见。子女媳婿及第三辈很都顺从她，凡事都与她商量，把她的话奉为圣旨，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。

母亲宽厚仁慈，睦邻和亲。邻里亲朋都愿与她交流商议，在村里享有较高的威望。对我父亲看似平平淡淡，实是无微不至：父亲较挑食，她千方百计予以迁就；父亲爱唠叨，她听之任之。对我们的愿望，想方设法予以满足。我们小时候，生活极其艰苦，一年到头，几乎没有水果和其他零食，很少有荤腥、白米饭和面条。但母亲精打细算，每年用扫地麦换一次杨梅让我们尝鲜；买一个麻糍让我们分享；买一次鱼让我们解谗。一切好吃的都让给我们。

母亲精明强干，是养猪能手，但那时候我家养的大肥猪，都是卖了钱交生产队的粮食款，因此只有在除夕夜才有肉吃，也只有在除夕夜才可放开肚皮吃白米饭。那时，靠母亲的精打细算，我们在一年里可吃到两碗面条，生日和大年初一各一碗。因此，我们总盼望过年和过生日。我们上山下地干活，母亲总是叮咛我们早些回家，不要劳累过度等。对孙辈们百依百顺、关怀备至。大家都喜欢围在她的身边转。有好长一段时间里，因没有孙女，总觉得美中不足。直到二00一年我女儿（唯一的孙女）出生，对她来说，真是喜从天降，原本有病的她，精神了许多，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

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传统、朴素和原始的，虽欠完美，但我们仍然得到许多教益。小时候，不准我们到溪塘洗澡，怕有闪失，有次到溪边刚脱了衣裤准备下水时，二姐的叫声响起了（母亲派她监视），我慌忙上岸，终使我成为旱鸭子；不准外出看电影，担心出意外，那时一公里外的章村常有露天电影，我十分向往，母亲总是搪塞：雨天说晴天，忙时推闲时，以致我在十二岁之前与电影无缘；不准打架，要求我们凡事要忍让，说：“忍一忍，食不尽”，结果我们总是吃亏；要我们珍惜粮食，否则要遭雷劈；不能做坏事，不然要受上天的惩罚；要接济穷苦的亲友，会得到善报；要爱护牲畜鸟兽，会得到神灵的保佑；逢年过节，要讲好话，不准骂人，图个好运气等等。空闲时，她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教我们哼一些儿歌俚语：如“星星，白零零”之类。也会与我们讲她耳闻目睹的事和一些故事传说。她对我们兄弟姐妹寄予很高的期望，希望我们努力读书，跳出农门，谋个好职业。我在章村小学上五年级时，她总是每天从早粲的稀饭中捞一瓷缸的米饭作为我的中餐。可惜，后来读书靠推荐，我家因地位低下而与升学无缘。鉴于此，母亲千方百计为我谋出路，曾准备安排我去学做棕活或学裁缝，不久我因考上高中（一九七二年末曾一度恢复考试）而作罢。当我要去舒洪中学报到时，母亲很高兴，早早整好了我的行装，并把早就准备好了的用手帕层层包裹的九元钱（书学费）交给我，这是母亲的心血，更是望子成龙的希望！每周六回家，尽可能烧好吃的，并给我准备好下周的食粮和菜蔬，并洗刷我要穿回学校的衣服。

母亲没有空闲，为这个家日夜操劳，晴日有晴日的活，雨天有雨天的事，夜晚，总是在昏暗的油灯下劳作，每年每人的一双鞋子就够她呛的了……那时，我家天灾人祸接二连三：父亲下放、两次死了牛、大跃进、火灾、旱灾、生产队的压迫等等，生活几近无望。我家的这艘破船，全靠坚强的舵手——母亲：顶着逆风，绕过暗礁，避过旋涡，闯过险滩！